□任萬杰
　　 歷朝歷代的官員大多年幼時就開始學習四書五經(jīng)、諸子百家，寒窗苦讀，養(yǎng)成了長年讀書的習慣，做官以后大多不改其習慣，勤于讀書，即使在休假中、退休后也依然手不釋卷。總之，讀書是古代官場的主流。
　　魏晉南北朝和唐宋時期，品評官員往往看其出身門第、識其談吐風度、論其書法辭章、講究名望口碑等，有了這些不成文的尺度，官場上讀書、作文蔚成風氣，不讀書之輩很難在官場里立足和生存。
　　歷代皇帝用人導向，以及偃武修文、重用儒生的制度建設，都要求做官必須讀書。漢武帝時考核提拔官吏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能否通達儒學。通于世務，明習文法，以經(jīng)術潤飾吏治的儒生備受器重。漢朝標榜以孝治天下，因此，漢代官員爭相閱讀《孝經(jīng)》。據(jù)《太平御覽》載：“故漢制天下皆誦《孝經(jīng)》，選吏則舉孝廉，盡以孝為務也。 ”“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”，官員自然也就將學習《孝經(jīng)》奉為必修課。
　　盛唐時期好學之風遍及朝野，官員士子對讀書極為重視。唐太宗常言“以史為鏡，可以知興替”，告誡百官多讀史書。韓愈說：“人之能為人，由腹有《詩》《書》。 ”中唐以敢于進諫出名的陽誠因家貧無書讀，便去做了抄書吏，晝夜不出門，“經(jīng)六年，乃無所不通”。
　　公元990年，宋太宗更是向各路官員遍賜《九經(jīng)》，趙普、范仲淹等宋代名宦幾乎個個都是勤學苦讀的典范。宋太宗給趙普撰《神道碑》，稱其“及至晚歲，酷愛讀書，經(jīng)史百家常存幾案，強記默識，經(jīng)目諳心，碩學老儒，宛有不及”。 《宋史》對宋代官員的讀書之風給予了高度評價：“上之為人君者，無不典學；下之為人臣者，自宰相以至令錄，無不擢科，海內文士，彬彬輩出焉。 ”
　　導向和榜樣的力量，利益和愛好的結合，讓古代身在官場的人，一生都放不下書。